1950 年代的美国心理学界，语言这件事早就有答案了：它是一种被强化出来的行为习惯。孩子随口发声，说对了得到奖赏（妈妈笑了、水拿到了），说错了得不到，反复几万次，习惯成形。这是行为主义的标准解释，斯金纳 1957 年的《言语行为》把它写成了一整本书。
同一年，二十九岁的诺姆·乔姆斯基出版了一本一百多页的小书《句法结构》。两年后，他在《语言》杂志上写了一篇书评，评的正是斯金纳那本书——那篇书评后来被公认是"认知革命"的开场枪。
乔姆斯基的反驳不是哲学思辨，而是一笔算术。他指出：如果语言是被强化出来的习惯串，那么一个人只能说他被强化过的句子。可现实是——你此刻读到的这句话，几乎肯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写出来，而你毫不费力就懂了。语言的产出是无限的，而任何人听到过的样本都是有限的。有限的经验，怎么会长出无限的能力？
接着他把这笔算术推到最尖锐处，也就是后来被称为"刺激贫乏"（poverty of the stimulus，此名出自他 1980 年的《规则与表征》）的论证：孩子听到的语言输入，不但有限，而且残缺——大人说话满是口误、半句话、含混的连读；孩子几乎从不被纠正语法，被纠正了也不理；然而三四岁的孩子已经在使用他从没被明确教过的复杂结构，而且不犯那些逻辑上完全说得通的错。
1965 年的《句法理论若干问题》给出了那个正式的答案：孩子的脑子里预装了一套东西。乔姆斯基管它叫语言习得装置（LAD），它的内容就是普遍语法（Universal Grammar）。
这个转向的影响远远越出了语言学。它把"心智有内在结构、可以被形式化地研究"重新变成一个正当的科学问题，直接催生了认知科学、心理语言学与早期人工智能的一整套问法。二十世纪下半叶人们谈论"心智"的方式，很大程度上是从这几篇文章里改过来的。
乔姆斯基的原文技术性很强，但它的骨架由三对概念撑起来，缺一不可：
请注意第③条的措辞，它是全篇最容易被读错的地方。普遍语法不是"所有语言共享的一张语法表"，也不是说婴儿一出生就懂汉语。它说的是一件更弱、也更精确的事：
孩子在猜规则的时候，不是在无限大的假设空间里瞎猜——他手里的候选名单已经被先天地削得很短了。
所以这个理论真正要解释的，不是"孩子学到了什么"，而是那个更奇怪的问题：孩子为什么没学到那些同样符合他所听到的全部数据、却是错的规则？
《句法结构》里有一对至今仍被引用的句子：
"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."
（无色的绿色念头狂怒地睡着。）
"Furiously sleep ideas green colorless."
这两串词，在乔姆斯基写下它们之前谁也没说过；按当时流行的统计模型算，出现概率都约等于零。但每个说英语的人都能立刻分辨：第一句是合语法的胡话，第二句是不合语法的胡话。
这个区分要紧到什么程度？它说明：你判断合不合语法的依据，不可能是"我听过没有"。你手里有一套规则，而这套规则跟句子的意义、跟它出现的频率都可以完全脱钩。语法是一个独立的、形式的系统——这是整门生成语法学的地基。
再看那个更有名的例子。把陈述句变成疑问句，英语要把助动词挪到前面：
The man is tall. → Is the man tall?
现在换一个带从句的：The man who is tall is happy. 句子里有两个 is。孩子该挪哪一个？
如果他从数据里归纳出的规则是"把第一个 is 挪到最前面"——这条规则简单、符合他此前听过的绝大多数例子——他就会说出 *Is the man who tall is happy? 可现实是：孩子几乎从不犯这个错。他用的是那条复杂得多、也抽象得多的规则：挪主句的那个 is。而"主句""从句"这种东西，从来没有人对着两岁小孩讲过。
这就是刺激贫乏论证的全部力气所在。它不问"孩子多聪明"，它问：那条更简单、更符合表面数据的错规则，为什么从来没被孩子选中？乔姆斯基的答案是——因为它根本就没进过候选名单。
顺着这个思路，语言在他笔下就不再像一门"学问"，而更像一个器官：不是被教出来的，是在合适的环境刺激下按时间表长出来的。孩子学走路不需要课程，只需要地面；学语言也一样，需要的是输入而不是教学。（这个类比是他本人反复使用的，也是他最招争议的一处——见第六节。）
哈佛的珍·贝尔科（后为 Jean Berko Gleason）设计了一个后来进入所有教科书的实验。给四到七岁的孩子看一张画着奇怪小生物的卡片："这是一个 wug。现在又来了一个。所以现在有两个……"
孩子答："two wugs."——而且把复数后缀读成正确的浊音 /z/。
这个答案要紧，因为 wug 这个词世界上不存在，孩子不可能听过它的复数，也不可能靠模仿。他只能是把一条规则用在了一个全新的词上。论文《儿童对英语形态的习得》发表于《Word》14 (1958), pp.150–177，是第一次系统证明幼儿掌握的是可生产的规则而不是记住的形式。
1977 年前后，尼加拉瓜第一次把大批聋童集中到了同一所学校。这些孩子此前分散在各自家中，各自用自创的手势与家人沟通，彼此之间没有共同语言。学校教的是读唇与西班牙语发音，效果甚微——但在操场上，孩子们开始把各自的手势凑在一起用。
1986 年，尼加拉瓜教育部请麻省理工出身的语言学家朱迪·凯格尔来考察。她注意到一件比"孩子们发明了词汇"更惊人的事：最年长的那批孩子说的是一套零散的、缺乏系统的手势；而后进来的、更小的孩子，把它变成了一门有语法的语言。
安·森加斯与玛丽·科波拉后来在《儿童创造语言》（Psychological Science, 2001）里给出了量化证据：空间语法这类系统性规则，是在一批批新学习者身上逐代加上去的，而且发生在十岁以下的孩子身上——语法的贡献来自年幼者，不是来自最早的创始者。
1970 年代，教类人猿手语的研究热了一阵，一度被当成"语言并非人类独有"的证据。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赫伯特·特雷斯养了一只黑猩猩，取名 Nim Chimpsky——这是冲着乔姆斯基起的名字，本意就是要驳倒他。
四年之后，特雷斯自己发表了那篇让整个领域降温的论文《一只猿能造出一个句子吗？》（Science 206, 1979 年 11 月 23 日）。他分析了一万九千多条尼姆的多符号组合，结论是：不能。尼姆能学会大量单个手势并有效地用它们要东西，但组合中找不到稳定的句法规律；许多"句子"是重复与堆砌，而且相当大比例是在模仿老师刚刚做过的手势——一段录像逐帧回看之后，很多此前被当成自发表达的片段站不住了。
特雷斯是带着相反预期开始这项研究的，这让这个否定结论格外有分量。此外还有一笔伦理欠账不该省略：尼姆被从母亲身边带走、当作人类婴儿抚养，实验结束后被送回研究机构，晚年境况长期是动物伦理争议的焦点。这类研究今天已无法通过伦理审查。
关键期假说听起来很像常识（"小孩学外语快"），但常识里混着无数干扰因素：动机、学习时间、社交圈、羞耻感。要把年龄单独拎出来，得设计得很仔细。
杰奎琳·约翰逊与伊丽莎·纽波特1989 年在《认知心理学》（21: 60–99）报告了一项经典研究：46 名母语为韩语或汉语的移民，抵美年龄从 3 岁到 39 岁不等，在美居留年数经过控制。测的不是口音、不是词汇量，而是语法合法性判断——听句子，判断对不对。
结果：成绩与抵美年龄呈明显的负相关；童年抵美者成绩接近母语者，青春期之后抵美者显著下滑。下滑的是对语法的直觉，而不是学习能力本身。
另一类证据来自极端个案——1970 年被发现的美国女孩"吉妮"（化名），自幼被父亲长期禁闭隔绝，十三岁获救时几乎没有语言。她后来学会了不少词汇与表达意图的方式，但句法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。这类个案的解释力有限：极端剥夺同时造成营养不良、社会隔绝与创伤，把语法上的缺失单独归因于"错过窗口"并不严谨。它提示方向，不构成证明。
2002 年，豪泽、乔姆斯基与菲奇在《科学》上把这套理论收缩到了一个极窄的核心：他们区分了广义与狭义的语言官能，并提出人类独有的那一小块或许只剩递归——把结构嵌进同类结构的能力（《语言官能：它是什么，谁有它，它如何演化》，Science 298, 2002, pp.1569–1579）。这是个大胆的赌注：把全部筹码押在一样东西上，也就把它变成了唯一的靶心。
三年后，靶心被人打了。传教士出身的语言学家丹尼尔·埃弗雷特在皮拉罕人中生活了二十多年，2005 年在《当代人类学》（46(4), pp.621–646）发表《皮拉罕语中文化对语法与认知的限制》，报告这门语言没有嵌套从句、没有数词、没有颜色词、没有超过两代的集体记忆，并主张这些缺失由文化对"只谈直接经验"的约束所致。若属实，就存在一门没有递归的人类语言。
争论随即变得激烈且技术化。2009 年，内文斯、佩塞茨基与罗德里格斯撰文逐条反驳，认为埃弗雷特的材料——包括他本人早年的描写——并不支持"无嵌套"的结论，只支持"嵌套很少用"；埃弗雷特则回应对方误读了语料。这场争论至今没有公认的裁决。
这一篇的反例格外重要：普遍语法不是一个已经收工的理论，而是一场仍在进行的争论。它的核心洞察（孩子在用规则、且用得比输入所能支撑的更好）几乎无人否认；它的具体主张则被反复削减、修改、也被强力质疑。
所以用它的正确姿势是：把它当一个把问题问对了的理论，而不是一个把答案给全了的理论。它留给我们最结实的东西是那个问题本身——为什么每个孩子都能在几年里、在没人教的情况下，掌握一套连语言学家至今写不全的规则系统？六十多年过去，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被任何一方完整回答。而知道一个问题好在哪里，往往比记住某一派的答案更有用。
这一篇的实用价值主要有两处：一是关于语言学习与语言环境的具体判断，二是学会识别"天生/后天"这类论断的正确边界——这是当下最容易被滥用的一类说法。
乔姆斯基给的是一个逻辑论证；把它接到血肉之躯上的是神经科学家埃里克·伦内伯格。他 1967 年的《语言的生物学基础》提出了后来影响极大的关键期假说：语言习得依赖一段有生物时限的发育窗口，窗口之内几乎不费力，窗口之后代价陡增。
他的证据是发育与临床两头的：各语言的儿童在语言里程碑上的顺序惊人一致，与文化和教养方式关系不大；儿童期左半球受损后语言功能常能大幅重组，成年后同样损伤则往往留下永久失语。
这一步棋很关键：它把"语言是天生的"从哲学主张，变成了一个可以被脑损伤、被年龄、被发育时间表检验的经验主张。它也是这套理论后来被反复修正、但从未被完全推翻的部分——今天几乎没人否认"存在某种年龄效应"，争的只是它有多硬、边界在哪。
史蒂芬·平克1994 年的《语言本能》是这套思想最有效的一次翻译——他把"语言器官"讲成了普通读者能懂的故事，也顺手把心理语言学几十年的实验证据整理进了同一个框架。
但更值得记的是他与乔姆斯基分歧的地方。1990 年，平克与保罗·布卢姆发表《自然语言与自然选择》，主张语言官能是达尔文式自然选择逐步塑造的适应器；而乔姆斯基长期怀疑这种渐进适应叙事，倾向于认为核心那一小块（后来他锁定为"合并"这个递归操作）可能是相对突然出现的、甚至是别的认知能力的副产品。
这是个健康的裂缝："语言是天生的"与"语言是被自然选择打造的"并不是同一个主张，把两者混为一谈是通俗读物里最常见的错。天生可以来自适应，也可以来自约束、副产品或纯粹的历史偶然。
发展心理学家迈克尔·托马塞洛在《构造一门语言》（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03）里给出了目前最完整的替代方案：用法为本（usage-based）的习得理论。
他的主张是：孩子不是先有抽象规则再填词，而是先记住大量具体的、以词为核心的套式（"这是……""我要……""……在哪儿"），再把这些套式逐步抽象、归并成更一般的构式。语法是从使用中长出来的统计与类比产物，不是预装的。
而他认为真正天生的东西不在语法里，在社会认知里：人类幼儿有一套独特的共享注意与理解他人意图的能力——顺着别人的目光看、明白对方想指什么。语言之所以只有人类有，是因为这套"读心"的底座只有人类有；语法可以是后来的、由使用堆出来的。
这条路线与乔姆斯基路线的分歧，是当代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战场。它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一篇的反例章节会这么长——这不是一个已经收工的理论。
刺激贫乏论证的力量，全部押在一个经验前提上：孩子确实没听到过关键的证据。四十年里，几乎没有人真的去查这句话对不对。
杰弗里·普勒姆与芭芭拉·朔尔茨在《对刺激贫乏论证的经验评估》（The Linguistic Review 19, 2002, pp.9–50）里做了这件苦活：把历来被引用的几个招牌论证逐一拆开，追查它们所依赖的"输入中不存在"的断言，然后去真实语料里找。
结论对这一派很不利：相当多被断言"孩子听不到"的句型，在儿童可及的语料（包括童书与日常对话）里其实找得到；而更多论证在原文里根本没有给出任何输入统计，只是被一代代引用成了事实。
他们没有证明普遍语法不存在——这一点他们自己说得很清楚。他们证明的是：这个领域最著名的论证，长期建立在一个从未被认真核算过的前提上。这是一记极重的方法论闷棍：一个关于"经验不足以支撑结论"的论证，本身也可能经验不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