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干得非常漂亮。它把梵语、希腊语、拉丁语、日耳曼语摆在一起，找出音变的规律，一路重建出没有任何文献留存的原始印欧语。但它有一样东西始终没有解释：语法本身。
音可以变，词可以借，这些都好办。可是冠词是从哪儿来的？时态词尾是从哪儿来的？介词、助词、被动标记、量词，这些没有实在意义、却撑起整个句子的东西，最初是怎么出现的？——当时的默认答案近乎"它们本来就在那里"，再往前追就是语言起源的迷雾，学界甚至一度禁止讨论。
安托万·梅耶（Antoine Meillet，1866–1936）是索绪尔的学生，法国历史语言学的中心人物。1912 年他在《Scientia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不长的文章《语法形式的演化》，给出一个当时听上去几乎有点粗暴的答案：语法词不是天生的语法词，它们全都是从实义词磨出来的。
他为这个过程造了一个词：grammaticalisation，定义是"把语法性质赋予一个从前自主的词"。并且他指出，语法形式只有两个来源：一是类推——把已有的材料重新排列组合，这不产生任何新东西；二是语法化——它才是真正无中生有的那一个。
然后这个想法沉睡了半个多世纪。结构主义和早期生成语法都把注意力放在共时的系统上，"一个词是怎么变成词缀的"被视为词源学趣闻。直到 1971 年，塔尔米·吉冯在芝加哥语言学会年会上讲了一篇题目很怪的论文——《历史句法与共时形态：一个考古学家的田野旅行》，里面有一句后来传遍全世界的话：今天的形态，是昨天的句法。语法化就此复活，并在此后半个世纪长成历史语言学最活跃的一片领域。
这门学问有一个别处少见的优势：它研究的对象留下了书面记录。生物演化要靠化石推断，文化演化常常只能靠民族志比较，而语言的语法化过程——一个词如何在四百年里一步步丢掉意义、丢掉自由、最后粘到别的词上——在文献里是逐世纪可查的。这使它成为演化类学问里罕见的、能拿出连续时间序列的一支。
第一块地基是那个定义。它短得几乎不像一个理论。
第二块地基是七十多年后被画出来的那道斜坡。它把"磨"这件事变成了一条有方向的路。
最好的入口是英语里那个人人都在用、却几乎没人想过它出身的形式：be going to。
第一步 · 它原本是真的在走。
I am going to London. —— 我正前往伦敦。这里的 go 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位移动词。
第二步 · 一个含糊的句子。
I am going to marry her. —— 我正前往（某处）去娶她。而"我要去做某事"这件事，本身就蕴含着"这件事还没发生"。
第三步 · 括号悄悄挪了一格。
听的人本来理解成 ［I am going］［to marry her］，某一代人开始理解成 ［I am going to］［marry her］。
声音一个字都没变，结构变了。这一步叫重新分析，是整套机制的心脏。
第四步 · 位移的意思掉了。
I am going to think about it. —— 你哪儿也不去。语义被漂白了。
第五步 · 声音开始磨损。
going to → gonna → gon'。它已经不再是三个词，而是一个将来时标记。
把这五步拆开，会看到四种变化几乎总是同时发生：
四条合起来，就是那道斜坡的动力学。而斜坡走完之后还有更狠的一层：词缀会继续磨到掉光。英语里表示"友好的" friendly 那个 -ly，一千年前是古英语的 -līce，再往前是一个意思是"身体、形体"的独立名词 līc。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英语使用者能从 friendly 里看出一具身体。
汉语走的是同一条路，只是用了不同的原材料。"把"本来是"握持"的动词——"把酒问青天"里还是这个意思——大约从晚唐起被重新分析成处置式的标记（把书放好）。"了"来自表"完结"的动词 liǎo，磨成了今天的完成体标记。"被"本义与"覆盖、遭受"有关，磨成了被动标记。这三条路径的具体年代与中间环节，学界至今仍有讨论，但方向没有争议：都是从一个能单独作谓语的实词，走向一个只能贴着别人用的语法零件。
于是这一课最该被带走的一句是：语法不是被谁规定出来的，是被用出来的——更准确地说，是被磨出来的。没有任何人在某一年决定 be going to 从此表示将来；那是几百年、几亿次日常对话留下的沉淀。
这是整个领域最干净的样本，因为它不需要重建。从中古英语晚期开始，"go + to + 动词"的用例在文献里连续出现；早期几乎都还带着真实的位移，此后表位移的用法与表将来的用法长期并存，到十七世纪之后，"哪儿也不去"的用法已经站稳。各家对具体分期仍有讨论，但整条曲线本身是可以逐世纪查出来的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并存状态。go 今天依然是一个好端端的位移动词；going to 与 gonna 也依然并肩活着，只是一个用于书面、一个用于口语，语法化程度不同。霍珀把这种现象叫层叠（layering）与分化（divergence）：新形式出现时，旧形式并不退场——语言是一层一层加上去的，不是一层换一层。
古典拉丁语有一套综合式将来时（cantabo，"我将唱"）。它后来磨损殆尽——词尾变得不够醒目，与其他时态混淆。于是通俗拉丁语用一个迂回说法来顶替：cantare habeo，字面是"我有歌要唱"，用一个表"持有／有义务"的独立动词来表达将来。
接下来的事情你已经猜到了：habeo 被高频使用，语义漂白（不再表示"拥有"），语音磨损，位置固定，最后粘到了动词后面变成词尾——法语 chanterai、西班牙语 cantaré、意大利语 canterò，那个 -ai / -é / -ò 就是当年那个独立动词的遗体。
汉语没有丰富的屈折词尾，一度被认为"没有形态因而没有语法化可谈"。这个看法是错的：汉语只是在斜坡上停在了更靠前的位置——它造出了大量语法词与虚词，而没有把它们粘成词缀。
把：本是"握持"的动词，"把酒""把臂"里保留着原义；晚唐前后被重新分析为处置式的标记，从此"把"后面那个成分不再是它握着的东西，而是整个句子的受事。了：来自表"完结"的动词 liǎo（了结、了却），磨成了紧贴动词的完成体标记，语音也弱化为轻声。被：本义与"覆盖、遭受"相关，先漂向"遭受某种不幸"，再漂成中性的被动标记。三者的具体年代与中间环节学界仍有讨论，此处只取方向。
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 1917 年在《英语及其他语言中的否定》里描述了一种反复出现的波动：否定词先被削弱，因显得不够而被加强，加强用的那个成分逐渐被当成否定词本身，然后又开始被削弱。
法语是教科书级的样本。第一阶段：古法语 jeo ne dis，只用一个前置的 ne。第二阶段：ne 太轻了，于是找一个实义名词来加重语气——pas 本义是"一步"，"我一步也不走"。同类的还有 point（一点）、mie（一点面包屑）。最后 pas 胜出，固定成 je ne dis pas。第三阶段：既然 pas 已经承担了否定，ne 就多余了——今天的口语法语说 je dis pas。
如果语法化真的沿着固定路径走，那就应该能被编成词典。海涅与库特娃做的正是这件事：把跨语言反复出现的语法化路径逐条登记，第一版收录约四百条，取材于五百多种语言（2019 年第二版扩充到五百余条）。
翻开它会看到一批令人不安的重复。身体部位 → 方位词：背 → 后面，头 → 上面，脸 → 前面，这在非洲、美洲、亚洲各自独立发生。位移动词 → 将来时：英语 be going to、法语 aller、斯瓦希里语的对应形式各走各的。"完成／结束" → 完成体：汉语的"了"与大量语言的完成体标记同源于同一个概念。
这一课的争议集中在一句话上："几乎只朝一个方向走"里的那个"几乎"到底有多大。另外还有一位语言学家干脆主张：根本不存在语法化这回事。
还有一条不算反例、但值得单独记住：这门学问最结实的部分，是那批跨语言反复出现的路径本身。它们是可以被独立核对的登记数据，与任何理论立场无关。被反复攻击的，从来是"这些路径背后有没有一个单一的机制"那一半。——知道一个理论最硬的那块在哪里，通常比记住它的结论更有用。
开宗明义：这一课几乎不改变你今天的任何决定。以下五条里，只有第二、五条是从这门学问的实证结论（频率效应、叶斯柏森循环）直接推出的；其余是判断习惯与类比，请当方法论借用，不要当定律引用。
吉冯把梅耶那个沉睡的想法从词源学的抽屉里翻了出来，并且换了一种讲法：不要问"这个词缀是哪个词变来的"，要问"整个形态系统是从哪一层长出来的"。答案是句法；而句法又是从更松散的话语结构长出来的。
这一步的意义在于把语法化从个别案例升级成了一个方向：语言里存在一个持续不断的下行流水线，把话语里反复出现的说法压成固定句法，再把固定句法压成形态，最后压成零。语法在这个图景里不是一套规则，而是一层沉积岩。
这句口号的传播力惊人，而它的代价也正在这里：它把方向说死了。"昨天的句法"意味着这条流水线只朝一个方向转——而这恰恰是此后四十年吵得最凶、也最该被认真检验的那一句话（见反例 ①）。
莱曼 1982 年那份工作论文《语法化随想》几乎立刻成为这个领域的通用工具箱（正式出版要等到 1995 年，第三版 2015 年以开放获取形式重刊）。他做的事很朴素：既然语法化是程度问题，那就得说清楚"程度"沿哪几个维度变。
他给出六个参数，两两成对分在两条轴上。聚合轴：完整性（这个符号的语音与语义分量还剩多少）、聚合性（它是否被塞进一个封闭的小类里）、聚合变异性（它还能不能被替换或干脆省掉）。组合轴：辖域（它管的范围是变宽还是变窄）、黏着度（它离宿主有多近）、组合变异性（它的位置还能不能挪）。语法化就是这六个数一起往下走。
这套参数是这门学问最像科学仪器的部分，也是它最脆弱的部分：六个参数没有一个有无争议的操作化定义。"它现在算独立词还是附着词"这个判断本身就依赖分析框架——而下一节的批评，有一半从这里进来。
在这之前，语法化的证据基本来自欧洲语言的个案。1994 年的《语法的演化》改变了这一点：他们建了一个取样库（GRAMCATS），覆盖二十五个语系的七十六种语言，逐一登记时、体、态标记的形式与来源，然后看规律。
结论比预期更强：毫无接触、毫无亲缘的语言，在造将来时的时候反复使用同样的那几个材料——位移动词（走、来）、义务动词（欠、须）、意愿动词（想、要）。而且不只是起点相同，沿途的语义站点也相同，顺序也相同。另一条同样重要的发现是引擎：使用频率。一个形式被用得越多，磨损得越快、意义漂白得越彻底、也越可能凝固成一个整块。
频率这条线有一个漂亮的副产品：它同时解释了"最不规则的形式为什么总是最常用的形式"。be / am / is / was 之所以乱七八糟，正因为它们太常用，以至于来不及被规则化。不规则不是例外，是高频留下的疤。
如果语法化只是"意义被漂白"，那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减法过程。特劳戈特指出事情没这么简单：丢掉的是对外部世界的描述，长出来的是说话人的态度。她把这条规律叫主观化（subjectification）。
英语的 while 原本严格指时间（"在……的时候"），后来长出了转折义（"虽然"）——那不是关于时间的信息，那是说话人对两件事关系的评价。同样的漂移在情态动词上更明显：must 从"被外力要求"（你必须走）漂到"我据此推断"（他一定是走了）。汉语的"会""要""了"也各自带着这一层。
她后来与特劳斯代尔在《构式化与构式变化》（2013）里把整套框架搬进构式语法：被语法化的往往不是一个词，而是一整个搭配。be going to 不是 go 的变化，是"be + going + to + 动词"这个组合被整块重新解读了。这一步把研究单位从"词"换成了"格式"，是这门学问近二十年最大的一次转向。